虽然新医改启程已近十年，但是医改仍然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尤其是每年‘两会’期间，关注度居高不下。这其中，固然有医疗乃民生之本的重要一面；但是，也有数万亿卫生总费用背后的利益谋划和考量。
未来会比过去，甚至今天更好吗？在此，鉴于过往工作经历的便利，笔者借闲暇之余撰文写下自己的所思及所想《医改的逻辑与药企的选择》系列文章，谬误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群众医疗负担有效降低，群众就医权益得到保障……这些是多数中国人及中国家庭最关心的医疗改革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过程中，医疗卫生领域的制度建设也开始逐步提上了有关部门的日程。
医改究竟要改什么？是改医院？改患者？改机制？还是改结构？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在卫生医疗领域，继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医疗卫生体制”。
1992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中指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服务、监督体系和健康保障制度，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高效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不同层次的医疗预防保健需求”。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文件中国家首次提出卫生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和卫生执法监督三大体系，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
200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城镇医药卫生体制，促进卫生机构和医药行业健康发展，让群众享有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医疗服务，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为了落实这一目标，各有关部门出台13个配套政策予以落实，包含卫生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一些对日后影响深远的政策措施，也在此中可以看见影子。
2003年，“非典”肆虐中华大地，暴露了当时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也让政府决策层看到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具体落地实施上
2011年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到2020年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保障供应体系和医疗机构运营管理体系。
直到今天，这五大体系建设仍然是改革的十分重要的顶层设计之一。
保障体系建设上
无论政府确定的医改目标如何变化，医疗作为人民社会生活基本需求的本质没有改变。
但是，人性使然必将决定了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或者产品特别是优质服务和产品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筹资和支付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
因此，通过改革医疗体制机制，实现医疗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和便捷性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应有之意。
前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说过：“医改就是改政府”。并不是什么改医院、改医生，甚至是改药品供应等。用已故知名医改专家朱幼隶的话说：“医改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让穷人看得起病，让有钱人看得好病”。
前一句是可负担性，后一句是就医体验。这其中无论贫富，可获得性是基本。
清楚了改什么，接下来探讨一下由谁来改的问题，或者说改革主导权问题。
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接下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改？由谁来主导改革？
与改革的领导权决定革命的是非成败一样，医改的主导权对改革成败同样起到关键的决定性作用。
更重要的，在和平时期，改革是权利划分和利益分配的唯一合法途径，并且是成本和代价最小的途径。
因此改革的主导权或者方向就更关键了。毕竟，向左还是向右，不仅仅是路线问题，更是利益分配问题。
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佳模式。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早日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当时的卫生制度体系与社会经济体系相一致，二者并无矛盾；甚至此时国内的基层卫生体系还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称赞，赤脚医生制度更是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人民群众卫生的卫生保健制度的典范。
但是从1978年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启，在计划经济领域向市场经济改革转变的过程中，此前的医疗体系同样亟需变革。
面对经济领域向市场看齐的改革大势，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
针对1992年国办发布的《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在落实中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由于当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保障政策，该项措施刺激了医院创收，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剧了患者的就医负担。
在1993年5月召开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明确表示反对市场化，要求多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这是医改市场化争论问题的起点。
医改的主导权究竟是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争论直至今天从未停止过。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葛延峰领衔的研究小组发表研究结果称：“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开启了新一轮医疗改革的号角。在此后的辩论中，围绕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问题，各路医改国师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2006年10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会上，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和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俊就“国外医疗卫生体制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分别进行了讲解。
随后，有关部门就开始就医改的具体方案开始公开招标，在招标中，医改方案逐渐偏向政府主导。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调研之后，2007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透露已经委托6家机构平行研究中国医改，届时会分别拿出医改方案，供方案制定者们参考。
随后经过筛选和征求意见之后，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即新医改方案），方案初步架构“一个目标，四梁八柱”的改革设想，这也是今天医改的主要政策架构。
*一个目标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四梁即——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八柱即八中制度，分别为：协调统一的医药卫生管理体制、高效规范的医药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科学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严格有效的医药卫生监管体制、可持续发展的医药卫生科技创新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医药卫生法律制度。
医改方案一如今天的国策，同样是妥协的结果，虽然在方案中政府有关部门获得了医改的主导权，但是市场派主张的市场机制，则被延伸到医改的各个环节中。
直到今天，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战略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在医药卫生领域，究竟是市场多一些还是政府计划或规划多一些仍然是媒体的头条话题。
实际上，
市场机制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由此引发竞争，促进效率是客观世界的不变真理，
在卫生领域也不例外。肯尼斯·阿罗在卫生经济学经典文章《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中并没有否定市场机制在医疗领域的作用。
既然市场机制是经济领域的普世价值规律，为什么在国内的医疗卫生体系而要将其拒之门外呢？
其实，对于医改的主导权之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双方（政府派和市场派）对医疗公益性的理解和各自为实现医疗公益性提出的改革举措。虽然目前没有任何机构或者专家对其做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但是在政府及其相关专家看来，公益就是公立，就是政府自己举办公立性的医疗机构并通过价格管控为社会提供所谓的公益性的服务。
事实上，公益性是医疗行业的本质属性，和由谁提供，所有制是什么没有必然的关系；
公立并不必然等同于公益，私立并不等同于没有公益
。只有公立医疗机构具有公益性，私立医疗服务机构不具有公益性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无论从动机出发、结果，还是从实现过程出发，公益性与市场机制不是矛盾的，是兼容的。而且，
公益性的实现离不开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益性。
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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